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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底哪一部音乐剧最能代表大湾区?这答案或许不在曲风之争,也不在语言边界,而在于它能否装得下一片土地的记忆与变迁。作为2026深圳文博会艺术季的重量级剧目,上周日和周六,那部《乐动湾区:音“粤”剧嘉年华》在深圳大剧院连演两日,试图用一台“浓缩史诗”给出回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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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上坐着郑君炽、叶巧琳、欧阳丰彦、劳其森,几代音乐剧演员同台,唱的是老歌,演出的却是粤语音乐剧的“创世纪”。它未必能给出终极答案,却至少在纸上画下了一条坐标轴:横是地理,纵是时间,歌声穿过四十年的光影,从香港的码头到深圳的舞台,再指向更远的未来。

音乐剧本是舶来品,上世纪八十年代,香港率先将《猫》《歌剧魅影》等经典译成粤语,它便不再只是“西方戏剧的东方转述”,而成了华语世界接纳这一艺术形式的“文化口岸”。那时的粤语既是沟通工具,也是文化自觉的容器——让百老汇的叙事逻辑在岭南的语调里找到了新呼吸。此后数十年,从《雪狼湖》到《雄狮少年》《大状王》,粤语音乐剧逐渐摆脱“翻译”的束缚,走向原创。这条道不好走,但每一步都踩在“在地化”的泥土上。

嘉年华里的选曲中,高世章的创作格外显眼。他在《雄狮少年》里丢掉了“主题曲”思维,改用“人物主题动机”写法——每段旋律都成了角色的心理传记。醒狮鼓点不再是背景点缀,而是升成了精神图腾:鼓声一响,少年心里的那头雄狮便醒了。这种把传统文化符号变成戏剧驱动力的路子,在《大状王》里也一样清楚。评弹、粤剧、南音的短歌穿插着来,像珠玉落盘,音乐不再只是台词的陪衬,而是和表演平起平坐的叙事主体。它“讲故事”,不光靠歌词,更靠腔调、节奏和留白——那是岭南特有的味儿。

真正落到“人”身上,才是任何艺术本土化的关键。这次嘉年华把郑君炽、叶巧琳等香港实力派拉到了一起,也把星海音乐学院的研究生劳其森等“00后”大湾区新锐收进囊中,显示出创作梯队的雏形。可要是看更大的产业生态,繁荣底下也有裂痕。《粤港澳大湾区文艺发展指数报告》直接戳了痛点:珠三角剧场硬件够多,却缺“愿意长期留在本地的创作与制作人才”。编剧、作曲、导演、舞监,完整的链条多在京沪扎堆;即便有星海音乐学院输出表演人才,原创孵化还是弱,稳定产出也不多。广州驻场的小剧场音乐剧,多半是上海市场成功后“移植”过来的,哪怕是外来IP的粤语版,也多由上海的制作公司主导。这说明啥?说明粤语音乐剧的根虽深,茎叶还不够壮。

好在,《大状王》让内地观众跨城追戏的现象,反证了粤语原创音乐剧的市场潜力。观众不光是冲着明星,更是冲着“粤语讲的故事”来的——那里头有熟悉的腔调、隐秘的情感密码,还有一种区别于普通话叙事的文化亲切感。可《大状王》的意义不止在票房,它更像面镜子,照出了以粤语为核心、能走远的原创作品带来的产业自信:当一部剧能“叫好又叫座”,它就不再是孤例,可能成了方法。

那再回到最开始的问题:什么样的音乐剧最能代表大湾区?答案或许不是某一种曲风,而是一种状态——一种持续“转化”与“再造”的状态。大湾区从来不是铁板一块的文化实体,它是港口、是渡口、是人才与资本流动的交汇点。粤语音乐剧的命运,正是这种流动性的缩影:它从西方来,在香港生根,在珠三角找新土,又可能在未来变成新的文化产品输出去。这种“往复”,就是湾区精神的内核。嘉年华的舞台,就像一艘以音符为舟、以粤语为帆的船,不急着靠岸,只让人听见四十年的回响。歌声一落,真正的考验才开始:我们能不能留住这些创作者,让他们扎根,而不是只当过客?能不能让“粤语”不只是语言工具,变成世界理解大湾区的一把钥匙?这演出放了个信号,春天还在,但耕作得有耐心。坐标轴已画好,剩下的,是让时间在其中写出真正的史诗。

采写:南都N视频记者 吴凤思 彭思敏